主持人：刘老师通过这个机会发觉你对青少年方面成长教育的权力？
刘桂明：贺老师在我们全国粉丝非常多，我想我们的老家没有多少，结果一看不亚于在大学的粉丝，他们找贺老师签名，合影等等，结果让我们的老师，甚至校长认为，贺老师一来，拉近了著名教师与高中生的距离，更重要是拉近学生的目标与现实的距离。
主持人：希望他们的成长之路，走的更宽广。
（图为北大教授贺卫方接受腾讯访谈）
如果与同学讲法律知识，贺老师有这样的顾虑，不可能沟通的时候，不可能说宪法的法律多少条怎么记，这是不能接受的？
贺卫方：我们在受教育过程中，怎样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教育。儿童或者是青少年应该具有怎样的权力意识，法律意识，我们如何维护我们的权力，出现侵权的行为的时候，法律是怎样的，法律应该给我们怎样的答案。
另外我们如何更好的获取相关的知识，那种途径是比较好的途径，那种书是非常有价值的著作。
这个听起来好象很琐碎，但是我认为这是与青少年很好的沟通途径。
主持人：我想小时候有这样一个邪念，自从知道成年16到18岁以后犯罪才能有很重的判刑，我想，我之前做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，我肯定不会受到这么大的惩罚，我不这么做，过了16岁18岁不是很亏吗？
贺卫方：我们小的时候，中国还没有法律，比如说宪法16岁是负刑事责任的能力，16岁到18岁从事违法犯罪行为要进行减轻的处罚，实际上虽然小时候没有法律，我们说的反对有两种类型，一种是自然犯罪，一个是非自然的犯罪，是社会界定犯罪，自然犯罪者杀人放火，盗窃，任何社会会认为是犯罪，认为是不合法的。
另外一些犯罪，过去一个罪是投机倒把罪，这是现在说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，在文革期间，投机倒把罪是国家不允许做的。这是社会给塑造出来的犯罪，贴标签。因为时代不同了，人的经济政策的理解不一样了，我说的自然犯罪，比如说杀人强奸，放火的犯罪是任何社会，既使是没有法律，大家也认为是不法的行为，其实人在很小的时候，我们的法律教育不仅在学校里面，进入中学，进入大学，我们学法律，开法学概论课，我们才学习法律，从小父母给我们进行法律教育，我小时候奶奶说，不义之财不可贪，她说不贪图不义之财，不是你劳动应该获得的财富，就把别人的财产拿给自己，这是法律教育。
他过去说小偷不是死罪，我奶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他有一个基本的法律意识，小偷不犯死罪，一个国家做小偷小摸的行为是底层贫苦的人，他们真的活不下去偷一点东西，这种罪既使是数额比较大，如果用死刑来惩罚是过了限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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